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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郁摇头，过了会儿看着吴祖清道：“谢谢二哥送阿令去游学。”

    “小事。”

    “阿令志向远大，我一直想她该去见大世界。这是我的愿望，因此，”蒲郁抿唇，“感谢二哥。”

    吴祖清弯唇角，“我知道了，不谢。”

    其实无需施如令嘱托，蒲郁也常去拜访张宝珍。

    因南爷与陆俭安结仇之事，两方斗争激烈，一会儿这间赌馆发生打闹，一会儿那间烟馆遭打劫。租界巡捕睁一只眼闭只眼，由着帮派分子作恶。南爷的情人——情人之一的张宝珍的日子却不好过，南爷拨给她的用度日渐变少，不够开销。

    蒲郁小心建议，何不重回百货公司上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张宝珍偏骂蒲郁的不是。蒲郁只得多拿出部分工钱孝敬她，让她维持“自在”的生活。“自在”到底是什么，蒲郁说不好，大约是文小姐表面看上去那样。

    文苓常做新衣，是吴祖清的好几倍。二人的订单轮番送到张记版房，有时师傅们做，譬如大衣类对廓形要求高的；有时蒲郁做。做好了总归由蒲郁送去，张裁缝隐约晓得有猫腻，也不再说什么。

    蒲郁让人想挑错也挑不出，将来定是租界里的大师傅。张记的长工与贵客们皆这样说。

    借由送衣服、改衣服，蒲郁得以与二哥见面。没有旁的人，悸动、暧昧气息于空气中流动，季节更迭变化似乎微弱了，无察觉。他们在客厅读大洋彼岸的信，在书房看书论学，也在空阔的园子里打网球。

    蒲郁捡起落在地上的网球丢进球篓里，从吴祖清手中接过毛巾擦汗。

    吴祖清道：“社会学理论你有个大概了，算一门课结业。”

    蒲郁愣怔，说话还有些喘气，“我以为要深入研究。”

    “再读下去，二哥该送你去大学了。那是学士们要研究的。从今日起，你大量读报刊杂志，时评、商业、娱乐，甚至新，不管什么只要你能找到的，去看去读。”

    以前读报刊杂志是施如令喜欢，而蒲郁最不关心的。

    蒲郁明白过来，如同学裁衣的过程，她在二哥这里刚开始第二门课——还未正式入门；如同不能拿剪刀，还不能拿起武器。

    入冬前，租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大洋彼岸的华尔街股价连续下跌，不少洋人回乡，处理缩水的资产。当时世人还未遇见，这场股灾将波及世界，蔓延数年，造成毁灭性的损失。

    蒲郁在报上读到，问到张记来改衣服的文苓小姐，“二哥同洋人做贸易的，对他有影响吗？”

    文苓道：“利利商行在转型，这方面你不用担心。”

    吴祖清本人也不担心，或者说无暇关心。关于黑胶唱片的包裹，情报小组追踪查明到一个可怕的事实，李会长并非“花蝴蝶”。他当然也与赤-党关系颇深，为赤-党提供大量经济支持，但不是执行情报行动的卧底。

    “花蝴蝶”飞啊飞，早已飞出这座华城，向山野的中央苏区而去。

    可以肯定是，“花蝴蝶”在上海潜伏已久，此次转移得到了苏联情报组织的保护。相较而之，吴祖清所在的总局（对外称调查通讯小组）作为情报组织刚起步，还未完全形成系统，人手与布阵上不如对方严密。

    他们设想的尽快侦破成为不可能，案子以失败告终。大老板露面，以文苓为代表的整个情报小组受到严重批评。

    小组增派人员，重新划分为两组，一组仍由文苓负责，截断李会长的渠道，令其无法提供经济支持。另一组由吴祖清负责，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牢牢监控上海的情况。

    其实文苓计划的是按兵不动，利用李会长察破更多情报；计划得到了吴祖清的支持。但大老板不同意，称这么做不确定因素太多，反而助长敌人的力量。

    离开前，大老板问起蒲郁，称：“听说有个小姑娘给你们提供情报？带来我见见。”

    大老板的秉性，总局的人多少知道一点。文苓立即意会，欲出言阻拦。吴祖清却请文苓出去，他单独与大老板谈话。

    事后大老板再不提要见蒲郁的事。文苓道问吴祖清怎么“谈判”下来的，是否以什么代价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