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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约大喜，说：“来世愿为牛马。”

    仇士良说：“我直接取你项上人头！”

    事变爆发时，郑注曾带数百亲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训已败，就只好返回凤翔。仇士良密令在凤翔监军的宦官，叫其扑杀郑注。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纵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果宦官想策动政变，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谈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关键大约在于：他们虽然失去了阳物，但却有着极其强大的神经，做起事来是那样从容不迫。

    在凤翔，对付郑注的宦官是个叫张仲清的无名小辈。

    虽然此人一时间不知怎么扑杀郑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却没露出任何破绽。最后，在部将帮助下，设计宴邀郑注议事。

    此时的郑注已是进退维谷。他当然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没法跑。是啊，作为凤翔节度使，一个朝廷大员，他就算有潜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难受的不是绝望，是无望。绝望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无望呢？是完全没希望了。

    对郑注来说，就是等死了。

    郑注带着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去赴宴。

    真正是宴无好宴。郑注眼神特别差，高度近视。宴席上，当对方抽刀时，他还没看清那人在干什么，就当场被斩了。钱可复亦遇害。郑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的发生。

    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钩（一种猜物游戏），又善于预言，敬宗宝历年间，他随吏部尚书钱徽及其弟钱可复至湖州，钱氏兄弟想吃兔饼。时为夏季，属下好不容易捉到几只兔子。石旻见后笑道：“可将兔皮留下，我记一事。”遂钉皮在地上，用红笔写下道符，自言自语：“恨较迟！恨较迟！”钱可复问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记载一下兔年将要发生的事而已。”

    钱可复与郑注死难这一年，正是兔年。

    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除给自己加官晋爵外，还取得了参与延英殿议政的资格。在以往，能在这个地方与皇帝议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严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动不动就举“甘露之变”数落文宗。面对数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头老实地听着。从此，专权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视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变”后，人人自危。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通过采访，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事变中遇难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没有参与剪除宦官的谋划，最后在酷刑下违心招供。王跟韩愈是同期进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变”爆发这一年，他已七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此前，有人曾劝其隐退，但王恋恋风尘，舍不下利禄，最终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没多久，身在荆州的段成式采访到从长安逃到该地的王家厨师苏润，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三件怪事：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白天苏润曾窥视，有时见铜厮罗（洗手用的器具），有时见银熨斗，打其水，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禅床，以柘木和丝绳制造，但后来无故地解散；三、其长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到大门口才消失，叫家人铲去。怪象发生几个月后，王涯被杀。当然，这只是传说。但这种传说，为“甘露之变”蒙上一层永远无法去除的感伤。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如果说东汉和明朝的宦官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顶多是干预朝政、对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杀皇帝如儿戏。唐朝有两个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确记载死于宦官之手：唐宪宗和唐敬宗。另有三个皇帝的死亡真相则被唐人隐秘地记载于笔记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辅国之手，《杜阳杂编》有隐晦记载）、唐顺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即写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实之手，唐末史书《东观奏记》有隐晦记载）。

    仇士良虽没亲手杀过皇帝，但在其掌权的八年里，幽禁了一个皇帝，诛杀了四名宰相，刺伤了一名宰相，处决了二名亲王，斩了一名皇妃，矫诏擅立了一个皇帝，最后决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虽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