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3/7页)

去你家找，说吧，你把钱放在哪儿了？”

    “我忘了。”

    “六百多美金，你忘了？这么一大笔钱，你怎么可能忘记放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丹斯再次靠近他，进入了空间上更具威胁性的距离：“你在柏树街究竟做了什么？”

    “我从那儿去地铁站啊。”

    丹斯抓过一旁的曼哈顿地图。“汉诺威酒吧在这里。地铁站，在这里。”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大力点着地图上的位置，发出刺耳的响声，“你若是想从汉诺威走到华尔街地铁站，根本就不可能走柏树街。你为什么走了柏树街这条路？”

    “我想多走几步锻炼一下，消化一下肚子里的酒精和鸡翅。”

    “在气温那么低的户外，在结冰的人行道上锻炼？你总在柏树街锻炼吗？”

    “不，就昨晚，碰巧而已。”

    “如果你不是总去柏树街，那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对那条街这么熟悉？你怎么知道那里没有住户？还知道餐馆的营业时间，甚至是翻新的建筑工程？”

    “我就是知道，你问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科布的额头开始冒汗。

    “你丢钱夹的时候，是摘下手套去掏的地铁卡吗？”

    “我不知道。”

    “我想你应该是摘了，戴着厚手套是没办法把手伸进口袋的。”

    “好吧，”他呛声说，“你无所不知，你说是就是吧。”

    “当时气温那么低，为什么，你还没到地铁站，就提前十分钟在外面拿出了地铁卡？”

    “你不能这样说。”

    丹斯用一种坚定而低沉的声音说：“而且，你不是在站台上看的时间，对不对？”

    “不，我看了时间，时间是九点三十五分。”

    “你没有。你才不会在地铁站台上把一块五千美金的手表露出来。”

    “够了，到此为止。我什么都不会说了。”

    当审讯者正面对峙一个说谎的审讯对象时，对方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进而会通过多种方式来逃避这种压力。丹斯称这些反应为真相障碍。最具破坏性也最难克服的障碍是愤怒，其次是沮丧消沉，再次是否认抵赖，最后是讨价还价。审讯者的工作就是要判断出审讯对象处于哪种状态，并设法将其消除——包括随之而来的其他负面情绪——直至最后受审对象达到面对现实阶段，也就是坦白阶段，那时，受审者才会说实话。

    丹斯判断，科布虽然表现出了一些愤怒，但他还处于否定阶段。像他这样的受审者会很快开始找借口，说自己记错了，或者怪罪审讯者曲解了自己的意思。对付否定状态的受审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丹斯刚才的做法，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用事实说话”。面对一个外向型受审对象，要针对他们谎言中的矛盾和薄弱之处连续出击，直至他们辩无可辩，放弃抵抗。

    “阿里，你七点半下班，然后去了汉诺威酒吧，这些我们都知道。你在那儿待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然后，你出了酒吧，走了两个街区，来到柏树街。你之所以对柏树街那么熟悉，是因为你常去那条街上召妓。昨天晚上，九点到九点半，有个女人把车停在了那条巷子附近。你和她谈好了价钱，付了她现金，然后钻进了她的车里。十点十五分左右，你从车上下来。你就是在那时把钱夹掉在了路边，可能是因为掏手机看看你妻子有没有给你打电话，或者是掏点零钱给那女人当小费。就在这个时候，凶手把被害人拖进了小巷，你看见了一些东西，你看见什么了？”

    “我没……”

    “你有。”丹斯平静地说，接着她沉默地紧盯着科布，不再说话。

    终于，科布垂下了头，放开了交叉的双腿，嘴唇颤抖着。他并没有开始坦白，但丹斯将他带到了压力反应的下一个阶段——由否认到讨价还价。现在，丹斯要改变策略。她既要表现出同情还要给他留些颜面。因为，如果不给这一阶段的受审者留一些尊严，或是逃避最坏结果的出路，即使是最配合的受审者，也会继续说谎，或是闭口不言。

    丹斯摘下了眼镜，身子后靠，倚在椅背上：“你看，阿里，我们并不是要毁了你的生活。你当时害怕了，这很正常，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是一个极其险恶的罪犯。他已经杀了两个人，而且还有可能继续杀人。如果你帮我们找到他，你今天在这里说的话除了我们谁都不用知道，也没有法院传单，你的老板，你的妻子，都不会知道。”

    丹斯看向贝克探长，探长立刻说：“没错。”

    科布叹气，眼睛看着地板，嘴里嘟囔着：“妈的，就为了三百美金，我今天早上为什么要回去？”

    因为你又贪又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