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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云藻均因此被革职，并交由刑部治罪。顺治四年（1647）丁亥会试，同考官袁襜如擅改朱卷，被革职处分。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官范周、吴正治评阅试卷时，只有姓名，全无次第，给谏宋牧民亦称试录程文种种乖谬，并奉旨交刑部。尽管各案均有处罚，但十分轻微，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人人不以为意，到后来公然买卖关节，肆无忌惮。而顺治皇帝如此重视丁酉顺天科场舞弊案，不但大开杀戒，还株连亲属，视同谋反大逆，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正自顺治皇帝开始，开了“科场作弊者死”之先例。

    十月二十七日，李振邺等人被迅速处死。之前找李振邺通关节的尚有不少高官大臣，李振邺一直忍住没有揭发这些大臣，原是指望他们能出面相救。但直到上了刑场，才知道求生无望，立即大声呼叫怒骂，要揭发众大臣贿赂请托之事。不料刽子手没给他机会，手起刀落，终究含恨而死。

    据《研堂见闻杂录》记载，下场最惨的是陆贻吉，他是江苏虞山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为举子居间事发后，立即被逮捕入狱。因为他任职吏科给事中，名为监察之官，却作为中间人为举人和同考官牵线搭桥，所以处刑格外重，被腰斩于西市，情状至惨。陆贻吉的妻妾均有绝色美貌，一个儿子才四五岁，均受到牵连，被发配上阳堡为奴。娇妻少子，间关万里，匍匐道左，行人颇为同情，甚至有为之落泪者。

    但此案还没有就此了结，顺治皇帝穷追到底，株连甚广，受牵连者达一百多人，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几满”。

    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五元宵节之时，顺治皇帝召集中试举人（除去已经因通关节被定罪者）在太和门复试，题目由皇帝亲定，每名考生身后均有一名满兵监视，考生难免惴惴不安。顺治皇帝为了安定人心，特意下谕说：“尽心构艺，不必畏惧。”并派专人为考生供给茶烟，照料甚周。两日后放榜，取中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均准许参加当年会试。只有丁霍某某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举人。

    四月，“三法司”会审顺天闱案终结，刑部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始然、孙旸、张天植、张恂俱应立斩，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伯龄、郁之章、李贵、陈经在、丘衡、赵瑞南、唐元迪、潘时升、盛树鸿、徐文龙、查学诗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曼、孙兰茁、郁乔、李苏霖、张绣虎俱应立绞；余赞周应绞监候，秋后处决。”跟以往只是罢官、革去功名比起来，处分得很重，案内人犯一律被判了死刑，所不同的只是“立斩”、“立绞”、“绞监候”三种死法各有分别而已。

    四月二十二日，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四十名案犯突然被提出大狱。按照惯例，朝廷若有斩决，镇抚司开南角门，刑部备绑索、口衔（用以禁止犯人喊叫出声），点刽子手，工部肃街道。案犯听说镇抚司已经打开了南角门，又听说刑部已经准备了四十副绳索、四十枚口衔、四十名刽子手，无不魂飞天外。哪知道出了南角门后，案犯未被五花大绑，被押解去的地方也并非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刑场，而是太和门。原来顺治皇帝认为人命关天，担心其中或有冤情，决定再亲自审讯一遍罪犯。皇帝亲审非同小可，刑部、大理寺各方人马无不到场，一干刑具也应有尽有，摆在一旁，案犯中吓得便溺齐出者大有人在。

    在刑具的威逼下，王树德等人均供认作弊事实。只有张天植一人不肯屈服，自陈说：“孤踪殊遇，臣男已蒙荫，富贵自有，不必中试。况又能文，可以面试。”（《清稗类钞》）

    张天植，字次先，号蘧林，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第三名（探花）。据说他曾馈送南方权臣陈名夏白银五百两，得以荐官为翰林院编修，由此被卷入了南北党争。但他依附弹劾陈名夏的宁完我，得以免祸，官至礼部右侍郎。他后来是如何卷入丁酉顺天科场案，名字竟然出现在李振邺的关节名单上，具体情由不得而知。说起来确实很不合道理，他本已经是富贵等身的探花，为何还要再参加乡试？但白纸黑字，有李振邺亲笔书写的纸条为凭，他无论如何辩解都脱不了干系。也有传闻说，张天植的倒霉与南北党争有关。种种迷雾，种种流言，一切都表明，丁酉顺天科场案已经超乎了一般的科场案。

    顺治皇帝对张天植的态度很是恼火，下令用刑。校尉虾（侍卫，满语称“虾”）立即上前夹住张天植的一只脚。但张天植仍然不肯承认，说：“恩赐死，无曲辞。若欲屈招通关节，则必不承受。”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