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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彻底摧毁。

    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应接不暇，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来就昏聩无能，当此大变局之际，更是无力应付，沮丧之下干脆日夜沉迷在声色当中。这位无心求治的年轻皇帝，被公认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无道、最荒yin、最无耻的一位，在综合排名中一贯居于末位。

    按照天干地支纪年，这一年为戊午年，刚好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就发生在这一年。不过这场大狱，并不像顺治科场案那样牵连极广，而是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下了新的纪录。

    当年八月初，顺天乡试如期拉开了帷幕。这一科乡试的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兼军机大臣柏葰，副主考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南宋理学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孙）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

    柏葰，字静涛，姓巴鲁特，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之后仕途顺畅，历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以谨慎正直著称。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内五次升迁，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咸丰皇帝登极后，对柏葰也相当倚重，推其为军机重臣之首，地位显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乡试开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场考题的内容，因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会试和顺天乡试的首场四书考题均由皇帝钦命。在这次考试之前，由内阁献《四一部给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阅览后命题，《四发还内阁，命题则锁入专门的题匣。八月初，柏葰入驻贡院时，题匣钥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乡试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员向咸丰皇帝领取锁得严严实实的题匣，然后送到贡院，交给外帘官员，再由外帘官员转交给内帘官员，最后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带入场中的钥匙打开题匣，取出考题。这一套程序十分严密，基本上制止了预先泄漏考题的行为。

    这场乡试刚刚开场之时，外帘官员便闹出了一场小风波。提调官蒋达（时任顺天府丞）认为贡院考场中供给不足，缺乏不少东西，斥责治中蒋大镛办理草率。监临（顺天乡试监临，设满人一人、汉人一人，由部开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请钦派）顺天闱乡试的梁同新（时任顺天府尹）则认为蒋达是小题大做。二人因为这点小事闹了意见，蒋达狂怒之下，不顾贡院已经锁闭，擅自出闱，参奏梁同新袒护属吏。结果，吏部议处后蒋达被革职，梁同新降为四品京堂候补，二人职务改由吴鼎昌、毛昶熙代替。这件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都察院都御史命巡视专门御史（贡院外场官员，负责搜检、巡查等事宜）分传各行户，查究草率之由，并移咨刑部定案。治中蒋大镛及大名、宛平二县令（二县为朝廷所在地，称京县，京县县令级别比普通县令高两级）均因此被降职。

    这件事后，京师中有谣言说，贡院中某晚出现了大头鬼。有人说：“贡院中大头鬼不轻出见，见则是科必闹大案。”（《庸庵笔记》）

    虽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场乡试主考官为素有刚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乡试结束后，阅卷进行了一个多月，于九月十六日发榜。虽然舆论一片哗然，但也并未到达物议沸腾的地步。自古以来，科举发榜后，有人欢喜有人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此场乡试结束后，柏葰更被拜为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仍然兼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内阁之外设立军机处以来，一直有种说法：“不入军机，则虽位居大学士，不得谓之真相。”（《庸庵笔记》）而柏葰一人身兼军机大臣及文渊阁大学士，便成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极人臣。即使有人怀疑科场有不公之事，但也没有想到能就此将官高位显的柏葰拉下马来。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为保证对准噶尔的战争顺利进行，设立了军机处。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地位十分显赫。军机处最初是为军务而设，并非正式机构，一旦战事结束，即当立即裁撤。但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军机处的特点有二：一是处理政务迅速；二是办事机密。］

    一切的转机是从一个伶人（戏子）开始的。

    当时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权重外，尚有怡亲王载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后人）、郑亲王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以及端华同父异母弟肃顺这一股势力。载垣和端华二人才能平庸，遇事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

    顺天乡试后，刚好是郑亲王端华大福晋寿诞，端华请了一个戏班子到府中唱戏祝寿。但偏偏戏班子中的红角儿没到，大福晋很不高兴。端华派人连传了三次，红角儿总算来了，却是酒气熏天，根本无法上台唱戏。端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红角儿。红角儿吓得酒醒了一半，告诉端华说：“不是小的有意抗传，而是小的朋友中了举人，刚好赶上他今天摆宴贺喜。”端华惊讶戏子竟然也能中举，便问那举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