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价值传统与经济学的人文转向 (第2/2页)

仅要回答“是”的问题，还要回答“应该”的问题。经济学能否避开道德判断？我觉得不可能。经济学应该成为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经济学。所以说经济学不能脱离价值判断，不能祛除价值，即使研究效率也不能与伦理脱节，我们讲效率但绝不能不讲公平，也不能不讲伦理，在商言商也不能不讲道德。

    这是经济学人文转向中的“人”的方面。经济学转向还有“文”的方面。人文之“文”就是“人文化成、文以载道”。这里的人文之“文”就是指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我们之所以要建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因为我们不能脱离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们的经济学也不能不是民族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的人文转向所涉及的问题是历史、民族和话语问题。

    首先，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采取历史方法的经济学。人的存在包括自然的存在、社会的存在，还有历史的存在。我们今天的人与我们前面的人和我们后面的人是有关联的，是分不开的，所以人一定是历史的人。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要求我们努力挖掘中国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式道路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其次，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民族的经济学。民族经济学是谁提出来的？是德国人提出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当时不承认英国的主流经济学，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德国人的国民经济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与英国人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韦伯曾经说过：“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现在，中国经济学界也逐渐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利益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加剧了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冲突。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必然包括民族经济的价值内涵，需要建立中国的“国民经济学”。

    最后，中国经济学要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话语体系。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也必须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达。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兴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即所谓“文以载道”。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学的兴起。但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并不能有赖于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认可，而取决于中国经济学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的能力。这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吸收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发掘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形成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