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框架及主要研究 (第4/4页)

，应当研究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这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原有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同时要研究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沿海与内地互连互补的专业分工关系，以空间延续廉价劳动要素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应当在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中，保持沿海与内地的专业分工联系，建立互补的产业体系，形成沿海与内地优势互补、沿海与内地紧密结合的供应链体系，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发挥中国大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第二是完善对外贸易布局。核心是要研究如何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贸易强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代它都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体现这些内涵的国家也不同，既没有“日不落帝国”，也没有在所有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全能冠军”。一般来讲，资源和要素禀赋、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贸易的支持条件（如运输、国内产业与贸易政策）是一国或经济体经贸发展强弱水平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根据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谓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准是：（1）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中利用已有比较优势和培育新优势的能力。（2）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一国境内的生产能力不等于国际的交换能力，国际的交换能力往往还取决于跨国生产能力、国际运输能力、国际营销能力等。（3）本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国际交换中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不仅来自一国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量，还来自该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4）在国际交换中的商品与服务的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全球或国际交易规则的制定能力。技术标准和国际交易规则，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能够生产和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国家，一般都是贸易强国。

    第三是完善投资布局。要研究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未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导向是什么。“三个有利于”是未来完善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基本导向，即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利于培育我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其政策取向是：继续扩大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逐步开放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各类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外商投资；着力吸引具有先进制造业技术、工艺、管理优势的外商投资。

    同时还要研究如何提高企业“走出去”的水平。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建议的要求，要进一步研究未来如何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形成中国企业自主的跨国生产经营网络；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确立互利共赢和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立足点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指导方针，以建设自主国际化生产经营网络作为战略目标，来规划企业海外投资并建立与此相关的服务促进体系的思路，并使之落到实处。政策研究的课题是，如何鼓励制造业领域的投资，鼓励多采取绿地投资方式，在服务体系建设中，要研究针对民营企业的弱点和不足，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有效率的服务。同时要研究如何改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经营的统计、税收以及绩效考核等方面的管理。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全球经济治理就是生产和提供一种全球或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第一类是各种技术标准和国际商业规则，包括多边的国际规则和区域的国际规则。第二类是主权经济体为国际规则提供运行载体和平台所提供的成本，还包括为特殊国际经济问题提供的援助，这些都属于国际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与供给能力有关，供给能力取决于经济硬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硬实力以经济、金融、科技和重要资源为后盾，软实力则需要话语权以及自身的体制、机制的优势。为此要研究我国如何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要研究如何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如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具备与国际商业规则接轨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如何使我们在国际交易中的话语体系更具有影响力，即能够把我们的故事讲得更动听，更有亲和力。

    还要研究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美国一直试图重新书写未来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外，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面向全球的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以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实际行动来打破美国孤立我国的企图。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的新运用和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