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借鉴和扬弃 (第3/3页)

数据和文献资料，是任何研究方法都无法离开的不二法门。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往往不愿意做这种耗时耗力的基础工作，只是从西方文献中找出现成的结论作为自己的“假设”，然后借鉴或抄袭一个数学模型，采集一些面板数据，拼凑成一篇论文。在学习阶段，这样做无可厚非，但这不是真正的研究，应当从这个幼稚的阶段逐步走向成熟。

    再次是如何建立中国学术论文的话语体系。“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坛摆脱了以文言文为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产生了现代中国语言的话语体系。它的进步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贴近大众生活；二是更有利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但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洋教条和食洋不化的文化现象是旧中国殖民地文化的病症，反映到党内，有“党八股”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同志写的《反对党八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系统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它所表现的话语形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市场经济，引进和使用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专门词汇、概念和理论，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话语表达形式。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中国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不仅熟悉了这些新的话语表达形式，有的还向其注入了中国元素，赋予其新的含义，形成外来文化被融合同化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话语体系，使“english”变成了“glish”，经济学研究及其学术论文当然是走在这个学习过程的最前沿。站在最前沿容易产生两种可能性：一是落后于大潮流和人民大众；二是孤立冒进并脱离人民大众。在留学海外热潮逾30年经久不衰以及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环境下，第一种可能性不容易产生，而第二种危险却较为容易产生。一些人把生硬翻译过来的西方经济学论文的表达方式看作是经济学规范的话语体系，把多数人读不懂的话看作是“学术”，认为“学术”只需要少数人看懂和欣赏，多数人看得懂，就不是“学术”了，至少也属于“学术水平不高”。怎样处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说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所谓源于生活就是不能脱离生活，不能不接地气。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也不能脱离多数（这个多数已经有职业范围的限定），如果我们的经济学论文只有极少数人看得懂，连多数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多数政府经济工作官员（基本是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多数有文化的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都看不懂，那还叫“为人民服务”吗？真理是朴素的，往往不需要深奥的语言，而庸俗却需要故弄玄虚来掩饰浅薄。当然，经济学研究又要高于普通的时事新闻，不仅要适当介绍和引进新词汇、新概念和新思想，还要有学术基础和学理逻辑。因此要在多数人读懂的基础上提高和不断提高，我们的话语体系应当朝这方面努力。这样说有些人会很不以为然。有人会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多数人都看不懂，难道不是学术吗？是学术不假，但这里不仅有意识形态倾向要考察，也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要审视。拿文艺作品来比喻，《天鹅湖》无疑属于世界文艺精品，但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靠看《白毛女》来激发阶级仇恨和奋勇杀敌的，看《天鹅湖》不仅不适宜，而且当时也不具备多数人欣赏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从感染人、激发人的情感的艺术标准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标准来看，《白毛女》无疑达到了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的统一，是当时我国的艺术精品。同理，今天我们的话语体系，更需要在多数人读懂基础上的提高和再提高，这是我们应当提倡和努力的主要方向。当然，也允许有少量只有少数人才能读得懂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也应当允许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但主次不能颠倒。

    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除了要坚持多数人读懂基础上的提高和再提高，还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一直认为，中文与英文之间的翻译，有时候是很难表达原意的。例如，物流一词的英文是“logistics”，原意是军队的后勤保障，翻译成“物流”，就容易望文生义，把这个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大大埋没了，以至在实践中走了样。反过来，中文要翻译成英文，有时候也很难。例如，“三个代表”怎么翻译？“开放型经济”要是翻译成“openness ey”，还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吗？所以，龙就是“long”，翻译成“dragon”，就成了“凶暴怪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