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第3/5页)

说什么好，只是傻笑。

    李曜又道：“你今日也吃好睡好，明日制那钢槊，赵周二位的技艺当无差池，剩下的，可就看你鼓风煽火的本事了，要是力气不够，炉温不能稳住，我可是要罚你的。”

    “五郎君，俺省的，要说别的事，俺还不敢乱说，要说力气，俺只要吃饱，谁都不怕！”憨娃儿拍着胸脯保证道。

    李曜轻轻一笑，点了点头：“好，既然你有信心，那就这样吧。去牵了马来，回家了。”

    憨娃儿应了一声，跑着去了。

    “郎君，今晚不看书么？再过两日，西席先生要来查验功课，如今郎君白日里这般忙碌，晚上再不温习一二，届时先生考校起来，万一应对之下有所差池，只怕阿郎不喜。”赵颖儿一如昨日，早已在李曜用餐的时候便在他房间里生了火，此刻见李曜进来，便说了这么一句。

    李曜一怔，才想起自己也算是这个时代的读书人。不过唐时科举与明清差异极大，他如今并无什么“功名”在身。要说起来，唐朝科举上承隋制，又别有发展创新，在科举的历史上有重大影响，但是与明清那种科举，却还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唐代读书人要夺状元，并不像明、清诸朝那样，先经县、州、府三级筛选，再经各省筛选，然后才参加国家级考试。国家级考试又要通过会试定一回名次，再通过复试定一回名次，再通过名义上由皇帝出题的殿试、十来位重臣“公同阅卷”、公推出前十名，由宰相在皇上面前“读卷”，最后由皇上“钦点”状元、榜眼、探花。如此繁复。

    唐代比较自由，一般只在几个大区稍微认真地选拔一次，合格者便可直接参加“省试”，省试名义上是由尚书省主持的全国性考试，相当于后来的“会试”，其录取人选与各人的名次全由知贡举一人确定。知贡举一般是三年一换的，也有时一年一换，各人的学识、品性、心态不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个统一的标准。而且考卷不糊名，有时尚未开考，而名次已定，更有强要状元、自定状元的。各个时代都有黑幕，唐朝也无法独醒。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状元实际最多只相当于明、清的“会元”（会试第一），甚至连会元都不如。因为明、清诸朝科举考试已是主要的选拔官员的途径，筛选层次既多且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人数亦远远超出了唐代——唐代应考的举子多则2000人，一般每年1000人左右，而明清读书人参加科举不仅人数则极为庞大，录取比例自然也就很小，而且会元的确定有极严格的程序，一般不是哪一个人说了能算数。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明清的科举就在所有的方面都比唐时先进，至少从科目广博上来说，明清对比唐时，那是天差地别。

    隋设科举之时，乃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唐朝沿袭隋制，并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国家制度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兴起，要求提高社会地位，获得参政机会；李唐朝廷用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办法，以此选拔合格人才，提高官员素质和笼络士人等。

    其考生的来源有从国子监来的“生徒”和经州、县选送的“乡贡”。先由礼部考试录取，再经吏部考以身、言、书、判，合格后始能授官。

    李曜穿越前逛某些历史论坛时，经常对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放肆狂喷，就是因为唐时广博开放的科举思想到了明清时节，便被人为地搞得完全走了样。

    既然李曜也是读书人，也有希望去考贡举，那么贡举的一些讲究，就不能不懂。

    唐时的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这种题目后世也有，名字没这么文气，就叫“填空”，大名鼎鼎。

    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尤其是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一直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这还不算，唐代考试科目又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期举行的叫常科，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俊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一史科，三史科，道举科，童子科等50多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秀才一科，在唐初的要求极高，很少有人能通过，譬如太宗李世民时期，就有一科考完没有一个通过秀才考试的记录，可见其难度之高，因此秀才科逐渐废弃，这跟明确时节“举人满地走，秀才多如狗”是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