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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了，一个教书的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怎么会搞得流放了？

    须知唐朝的法律制度是较完备且影响深远的。自北魏将流放列入五刑后，唐朝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这一制度，对唐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流放类型来说，唐朝流放按时期划分，大致有三种类型。即：三流，加役流，长流。三流，是唐朝初期，在沿袭隋朝答、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础上确定的。流放是五刑中的重要刑种，仅次于死刑，高于徒刑。《唐律疏议》“犯流应配”条规定，“三流俱役一年。”即：一等流放三千里，二等流放二千五百里，三等流放二千里。隋朝流刑犯居作期有二年半、三年不等。唐高祖武德二年改流罪居作一律为一年。加役流，是在贞观年间修改律令，将死刑中的一些内容改为断右趾，后又将免死罪断处法废除，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注及疏议又说：‘功役流者要流三千里，居役三年。”可能是唐高宗李治水徽年间立改的。长流，《唐律》中虽然没有记载长流，但在唐代史籍中常出现“长流”之词。即因反逆缘坐而流者即为无期流放，称“长流”。如李义府之长流嵩州，韦坚之长流临封，高力士之长流巫州等。对长流的犯人非经特赦，一般不得返回原地。

    想到这里，李曜忽然一怔，下意识地朝那位“王博士”望去，心道：“莫非这位医学博士事涉谋反？可他既然只是一个教书的医学博士，似乎就算真有谋反，也该没他什么事才对，就算有人想毒死皇帝，那也该找尚药局典御(尚药局最高长官)才是正理。”

    李曜这个想法其实也不奇怪，唐朝的流放，在许多后世人眼里，似乎都认为跟谋反关系很大。甚至不少学者都认为流刑名重实轻。譬如某学者的理由有二：其一，唐代许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还复高官；其二，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而事实是，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许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还复高官的现象，但毕竟是少数。反之，因流放而遭厄运者则不少。

    不少官吏死于流放地，称流死某地。如李袭誉因杖杀番禾县丞刘武，被“除名，流于泉州，无几而卒”。宇文节坐房遗爱谋反之事，“配流桂州而卒”。

    遭受杖刑的流人，身体严重受损，往往死于艰难的流放之旅。天宝六载(747)，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湊溪郡，结果“死于路”。开元十年(722)九月，秘书监、楚国公姜皎坐事，“诏杖之六十，配流钦州，死于路”。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于朝堂决杖，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还有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赐死或者杀死。如王鉷被告谋反，其子准例除名，“长流岭南，至故驿杀之”。开元二十年(732)，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赐死于路”。代宗倚裴茙以图来瑱，裴茙性轻褊少谋，师兴，给用无节。及败，“有诏流费州，至蓝田，赐死”。黎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除名长流，俄赐死蓝田驿”。

    有文献记载的，唐代被处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征还的为7例；卒于道，或者途中被杀或者赐死的为6例；卒于流所的为15例；附加杖刑的为7例；长流的为13例；决杖又赐死者3例；长流又赐死者7例；决杖又长流者2例。鉴于被处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运者更为普遍，所以只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实轻的结论无疑是欠妥的。

    至于第二点，该学者是基于这种认识：唐代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太宗却规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因而得出流放轻于徒刑的结论。其实这是误解史料。经查原文，太宗的规定并不是针对官员某项犯罪的判决，而是本着仁恕的原则，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因为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故“公罪流，私罪徒”二者在刑罚等级上地位才相当，这恰恰证明了流刑要重于徒刑。而且实际上，唐代也并没有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另一位学者认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证据如下：其一，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故流刑的惩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其三，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只须谈谈“流远之苦”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