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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当时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那时候的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再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各种使。

    看官诸君都知道，唐朝立国前五十年，对外战争那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天可汗”的名号可不是宣传儒家思想得来的，那是硬生生打出来的威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当时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高宗皇帝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种进攻其实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而言之，就是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就广设军镇，划分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上一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这个谁都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以及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着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就从此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由此可见，正是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导致战区开始变身藩镇。

    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由于当时中原兵少而且弱，为了抵御叛军，朝廷只好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临时成立各种草台领导班子，其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真正的藩镇；而起兵后，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巍巍大唐，总共有多少个藩镇？李吉甫的《元和国计薄》统计为四十八个，《新唐书·方镇表》统计为四十二个，可见不同时期，藩镇的数目是有变化的，总之就是四十多个。后世有历史学家将这四十多个藩镇分为了四个类型：

    其一为“割据型”，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代表，历史上号称“河北三镇”，属于安史老巢的安史余党，此外也曾有少数藩镇短暂加入割据行列。

    其二为“防遏型”，以河东、宣武、义武、义成、昭义、武宁等为代表，这类主要在中原地区。安史之乱期间，中原藩镇与叛军厮杀最为激烈，所以安史之乱后，这些藩镇继续担负着保卫京师，威慑河朔的任务，也是后来削藩战争的主力。

    其三为“御边型”，以泾原、邠宁、鄜坊、凤翔、西川等为代表，这类藩镇主要位于西北西南边疆，负责抵御外敌入寇。

    其四为“财赋型”，指浙东、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东南藩镇，这类藩镇是唐朝的命根，为朝廷提供赋税，也对朝廷最为忠心。

    通过这个分类，可以看出，藩镇割据其实只是极少数藩镇的行为，主要是河北三镇，列入《新唐书·藩镇传》里去的，也不过八个而已，只是唐代藩镇总数的零头。而且据统计，从安史之乱平定的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黄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这111年间发生藩镇动乱足足有171起，但其中与中央对抗的还不到三十起，其余的都是藩镇内乱，多数便是士兵杀逐主帅。由此可见“藩镇之乱”确实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但“藩镇之乱”并不等同于“分裂割据”；也可见藩镇内部生变，杀逐主帅几乎已成常态，主帅们一个弄不好，就有可能被其麾下将校杀之、废之。

    当时经过七年苦战，安史之乱被平定了，但这个平定并不是由唐朝武力打平的。朝廷奉行的是姑息政策，所谓平叛其实多半是靠与叛军达成妥协来实现的，叛军被打败了，被招安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朝廷不仅对外姑息，对内也姑息。平叛期间，平卢节度使死了，朝廷不是新派人接任，而是先派人去军中“体察民情”，看看士兵们想立谁，就把旌节授给谁。这个麻烦很大，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而始。从此，士兵杀逐主帅司空见惯，甚至发展到“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这种骇人听闻的程度。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朝廷放任权力下移，以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天子听命于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