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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腔的中文说得也还流利。见我一个中国人过来打听逃走的战俘和杨建他们的资料，老头便歪着头对我说：“这些东西可不能随便拿出来的，你谁啊？刚调过来的吧！”

    说到这儿他冲着我的肩章瞅了瞅，语气缓和了一点儿：“都是陈年旧账了，翻来看啥呢？就是场暴动，带头逃跑的战俘叫郑大兵，那畜生下手还真狠，抢了几个兄弟的枪，最后弄死了咱几十个兄弟。”

    我寻思着这李伯可能也是早就被告知那战俘逃跑事件务必要狠狠压着的，而我不过是机缘巧合陪金爷喝酒喝高了才有机会听到。但我想着既然来了，也不想空手回去，便给李伯递了支烟，说：“李伯，我是新调来的邵德，那案子的实情我已经知道了，只是想看看当时跑了的那几个犯人的情况，好在以后的工作中引起点儿警惕。”

    李伯接了烟，呵呵地笑，说：“原来是新调来的邵长官哦！嗨！你早说啊！得！你等等，我拿给你瞅瞅，不过不能带走，你在这看看就是了，正好我要出去打饭，你帮我看会儿门咯。”

    说完李伯便进去折腾了几分钟，拿出个档案袋给我，自己端着个饭盒屁颠屁颠地往食堂去了。

    我一圈一圈地、缓缓地解着档案袋上系着的细绳子，那过程好像有预感一般，这解开的将是会改变我这人生命运的物证，心情很离奇地沉重了起来。

    档案袋里只有八个犯人的资料，都是用日语记录的，我的日语水平也还行，基本上能看懂。第一张就是战俘郑大兵——一个凶神恶煞的光头，脸上满是横rou，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鼻头往下勾着，和他很是煞气的容貌很不相称。档案上记载着他被俘时是国民党少尉军官。出事时才进来两个月。

    我心里很是惶惶不安，继续翻着其他几个犯人的资料。当然，也没细看，就是刻意地寻找曹正和有关九日的信息。果然，曹正的资料被我翻了出来。照片上是个阴着眼睛的大概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大大的眼睛，有点儿眼袋，应该是平时要戴眼镜的，所以拍照时才眯着眼。神情看起来却也还算挺斯文的模样，唯一和那五官的斯文不相搭配的是眉毛很粗。同样地，我的眉毛也很粗，之前在军校学习的犯罪人类学里认为眉浓的脾气大，易冲动。所以这小伙应该和我一样，发起火来有点儿犯倔。

    想到此，我便自顾自地笑了笑，傻子把我认成曹正，这也实在差得太远了吧，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你要说把我和郑大兵给看混还有点儿可能，都是这种粗犷模样，和这白净斯文的曹正看混，倒还真不应该。

    继续翻了翻，也没看出什么猫腻来，毕竟战俘档案也就一张相片和一些简单的个人资料而已。我抬起头来，瞅瞅天，觉得自己似乎也挺无聊的，便把手里这些玩意儿规整了一下，往档案袋里放。也许是机缘吧，曹正的那张战俘资料额外地伸出来一截，我随意地把那一页往外拖了拖，再往里塞的瞬间，冷不丁看到曹正的出生日期上几个熟悉的数字。

    我连忙把那一页重新拿出来，只见那页上显示的出生年月日——19141011，和我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就是说，三年前这小子也就二十四岁。我看着微微笑了笑，把卷宗重新整理好，放到了李伯的书桌上，点了支烟，等着李伯回来。

    我坐在那里胡乱地想了想，觉得我和曹正就出生年月日是一样的，难道这在脸上还能看出来不成？能让傻子把我看成是逃走的战俘曹正？

    也就看了那档案后没过几天，战俘里就发生了四号房以陈海波、赵老四为首的八个人越狱事件。

    出事的前一天，陆伯伯跟着日军军部的几个大佐来了趟远山战俘营。陆伯伯私底下和我说，其实他现在已经是皇协军高级军官了，不需要跟着他们这些小日本到处乱跑，来远山就是来看看我怎么样。

    我问了姜阿姨身体好不好，还有陆旭现在怎么样。陆旭是陆伯伯的儿子，和我一起长大的。只是他很早就离开了东北，跟着陆伯伯以前一个北洋政府时的兄弟混商界了，据说有点儿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