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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要的影响，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袁世凯陷于较被动的地位。

    在南北双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这样的谈判结局，在当时的情况来说，特别是对于急切盼望国家统一、实现民主共和的同盟会革命者来说，应该是大势所趋，情理之中的。身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表的同盟会革命团体，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制约下，本身就有其不可超越的局限性，好不容易夺来的革命果实，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代表袁世凯所窃取，也是必然的。

    大家都尚在摸索行进中，唐绍仪也没能例外。至少他已经在摸索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最好。当他看清楚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的真面目时，就毅然与之相向而行了。

    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成果，实现了其作大总统的阴谋，然而，要维护这安定的局面就必须选择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届总统，唐绍仪适当其选，是孙中山、袁世凯双方的选择。

    南北谈判成功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必然要与袁世凯起冲突。因为唐绍仪不会是惟命是从之人，他有他的政见和抱负，有他所坚持的为国为民的“大道”；而袁世凯是不可能放弃独断专权的计划的。

    唐绍仪少年时期就留学美国，已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这也是他当上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原因，既深受袁世凯信任，又备受同盟会肯定——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后，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于是，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内阁也因此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袁世凯习惯了独揽大权，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自然甚为不满。两人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常有矛盾，裂痕逐渐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亲袁派内阁内务总长赵秉钧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之事。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的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同盟会成员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将总理附署权抛诸一边，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他“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冷静之后，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虽然只任内阁总理不到3个月时间，但后来唐绍仪被暗杀的缘由，皆因唐曾经位及高位，政绩出色，影响力甚大而起。

    但唐绍仪这个人却是拿得起放得下、逍遥通达之人。不然也不会有上能为总理，下能为县官的美谈。走到哪里，他都是一样的君子作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辞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他人集资创办了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对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之事，唐绍仪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并坚决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大兴复辟，唐绍仪遂与蔡元培、汪精卫等民主人士联名致电，警告袁世凯“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仍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护法运动开始后，唐绍仪也南下参加，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军政府改组后，唐绍仪又被任为七总裁之一，在护法军政府中份量不低。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经验丰富，且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故又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竭力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这主张被北方的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遂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议和历时一年余，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又表现出爱国热情，他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又多次通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