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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使臣的记述里，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达练，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轻时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变成了只喜欢听吉祥话。他尤其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嘉庆和喜塔腊氏结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断绝，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们，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砷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砷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当然，遗憾是永远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三省边防备览》）本非宜人类所居。但是，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对这些移民的估计，保守的是十余万，有人说有百余万。（《三省边防备览》）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当时尚残留的山区本不宜耕种，因为这些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劳动与收获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虽然艰难如此，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说明大清王朝社会体制内的潜力挖掘到极限，仍然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这种廉价的乌托邦，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报应，分毫不爽。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十万，花掉饷银已经有七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和和砷入见。“砷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砷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