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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cao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cao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cao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cao、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sao》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这当然有原因。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sao，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