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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望。

    土木堡之变后，明景帝朱祁钰即位，想废掉明英宗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萧镃上书反对道：“无易树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后来朱祁钰病重，大臣们又准备复立朱见深为太子，萧镃却认为：“既退，不可再也。”就因为这句话，明英宗复辟，萧镃也在被清算之列。

    较之前四位内阁大学士有所不同的是，商辂未正式步入仕途前已是名震天下的“三元及第”者，是大明立国以来乡试、会试、殿试三元都是第一的唯一一人。商辂为人侃侃守义，宽厚有容，与群臣关系都不错。明英宗复位后，最先召内阁大学士高穀和商辂于便殿，温言安慰，命二人起草《复位诏》。显然，高穀和商辂势必继续得到重用，不在清算之列。

    而商辂后来之所以被弹劾与王文朋比为jian、谋主襄王世子为太子，仅仅是因为他在夺门之变后，没有迎合徐有贞、石亨的意图。夺门之变后，徐有贞入阁，欲尽揽事权，于是帮助石亨剪除诸阁臣，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商辂不肯附和，由此引起徐有贞不满，后来又因为起草赦文一事，进一步惹怒了权臣石亨。

    因为皇帝复位，按照惯例要大赦天下，大赦不光包括赦免罪犯，还要免除前朝于民不利的措施。而明景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敌当前，一切事务都是以军情为主，所以明军将帅有不少扰民的措施，之后一直没有废除，还演变成将帅谋取私利的特权。按照成法，这些措施都应该在大赦书中被废除，石亨为了保全自己的特权，特地找商辂商议，让商辂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赦文。商辂很清楚石亨的私心，回答说：“旧制不敢易。”如此一来，石亨很不高兴，所以将商辂也列入了清算的名单，关进了监狱。

    当年阮浪、王瑶金刀案时，商辂曾劝景帝道：“卢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大伦。”明景帝朱祁钰这才没有继续追究。明景帝病重时，群臣预备复立太子，推举商辂执笔写《复储疏》。商辂写道：“陛下是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陛下”是指景帝朱祁钰，“章皇帝子孙”则是指沂王朱见深。闻者无不感动。这就是在夺门之变发生前写成的那封奏疏，因为当时已经日落西山，所以没有送入大内，而在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夺门之变。

    商辂下狱后，上书自诉，说自己主张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并没有谋立襄王世子，有他所拟的《复储疏》为证。《复储疏》当时收在礼部，一验便知分晓。

    明英宗朱祁镇本来器重商辂，便命人取来《复储疏》，结果读后勃然大怒，说商辂舞文弄墨，不直接提沂王，而称“当立章皇帝子孙”，是为取巧。

    此刻，商辂性命已是命悬一线。司礼监宦官兴安正好在侧，不顾自己已经失宠，在一旁抗辩道：“商辂没有取巧，取巧的是徐有贞！陛下是否还记得，正是这个徐有贞当年倡议南迁。倘若南迁，不知道将陛下置于何地。”

    朱祁镇听了这话，默然许久，脸色总算缓和了下来，之后只将商辂削职为民。

    商辂能保住性命，与兴安在明英宗面前的据理力争有很大关系。而后来朱祁镇评议有功之臣，石亨等人都加官进爵，只给徐有贞加官，但没有进爵，可见当时兴安的一番话对英宗有相当大的触动。

    兴安与金英在永乐年间一道入宫，但金英在宣德、正统两朝权势熏天，兴安远远不及。后明景帝朱祁钰欲立己子为太子，金英没有明确赞同，兴安则前后奔走，出了大力，由此成为明景帝心腹，并一举超越了金英的地位。明英宗复辟时，金英早已过世，朱祁镇虽然杀了景帝众多心腹宦官，却还是放过了兴安，只将其免职。兴安不久即病卒。

    受冤而死的还有都督范广。范广，辽东人，嗣世职为宁远卫指挥佥事，性刚果，精骑射，骁勇绝伦。正统十四年（1449年）积功迁至辽东都指挥佥事。土木堡之变后，迁都督佥事，充左副总兵。也先入犯京师，范广奉命守德胜门，跃马陷阵，身先士卒，击退也先，以功迁都督同知。史载范广“每临阵，身先士卒，未尝败衄。一时诸将尽出其下，最为于谦所信任，以故为侪辈所忌”。范广对石亨的嚣张跋扈一向不满，二人早有矛盾。夺门之变的主谋之一张軏也与范广素来不合。石亨和张軏便挟怨报复，诬蔑范广附于于谦，谋立外藩，遂逮捕入狱，于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初九被磔于市。

    范广死后，儿子范升充军广西，妻女被赐予士兵，备受凌辱。范氏一门遭遇之惨，下不于靖难之役后忠于建文帝朱允炆的方孝孺等人。

    张軏还趁机揭发了自己痛恨的杨俊。杨俊是名将杨洪次子，守永宁、怀来的时候，命手下将士不要轻易开门接纳明英宗。明英宗回到北京的时候，杨俊则说，“是将为祸本”。结果被张軏揭发，下锦衣卫诏狱死。

    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巧合的是，张軏虽然因参与夺门之变立有大功而被封侯，荣华富贵并没有享得长久。事隔清算不久，张軏便得了暴疾，晚上无法入睡，痛苦了一个多月，终于死去。时人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这是范广、杨俊向张軏索命所致。

    还有一些大臣也因为明英宗复位而遭殃，比如土木堡之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