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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象中的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然而，与此想象截然不同的是，皇帝是整个帝国机器上最重要也是运转最为规律的零件。他的日常生活套在由一整套任务、惯例、礼仪组成的重轭之下，如同一只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皇帝的主要社会责任之一，就是出席并主持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祭天、祭地、祈谷、祭太庙、祭社稷、谒陵、册封、封赏……这些典礼历代相沿，日期、形式、程序都有严格规定，不得有任何变化。比如：每年正月诣奉先殿、祭祖，到后宫向两宫皇太后祝贺，在御皇极殿受百官朝贺，在乾清宫开笔，写“正大光明”；正月间祭太庙、祈谷、宴外藩、宴近支宗族、宴廷臣；二月则有祭社稷、行耕田礼、开经筵……所有这些，我们在今天看来假模假式、矫揉造作、形式浩大、劳民伤财的典礼，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意义绝对重大的事情，关系到天理人心，关系到天下治乱。所以，在这些规模巨大、为时长久的活动中，皇帝自始至终都应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在祭坛上一站就是几个时辰。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不轻的体力活儿，要求有不平常的耐心。从这一点看，做皇帝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皇帝就是大明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宝顶，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皇帝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都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就以穿衣服为例，宫内建立了一种专门档案，叫“穿戴档”，详细记录皇帝每天服饰的穿戴情况。每季、每月、每天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丝毫不得紊乱。甚至一天之内，皇帝也必须换三次以上衣服：上朝要穿朝服，下朝要换常服，就寝前要穿寝服。

    皇帝吃饭也不能随心所欲。吃饭的时间、地点都有祖制明确规定，后世皇帝不得擅自更改。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每次传膳，都要按皇帝仪制，上菜近百种，虽然大部分菜皇帝根本不动，但是也必须摆上。为了防止近侍掌握皇帝饮食规律不利安全，祖宗规定，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皇帝甚至连睡觉也没有自由。皇帝到哪个宫中就寝，都会由尚寝局事先安排。就寝顺序，也有严格规定，比如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脚下爬进被里，接受皇帝的“宠幸”。“幸”到规定时间，比如说三十分钟，门外值守的太监就会高声喊道：“请万岁爷节劳。”这也是祖制所定，为的是防止皇帝纵欲过度，伤了身子，耽误第二天日理万机。

    在一定意义上说，皇帝简直就是世上最可怜的囚徒，他的刑期是无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皇帝这个位置，它的最佳人选应该具有超人的耐性和自制力，最好性格内向、反应迟钝，或者年纪已长、血气已定。

    很不幸，除了血统以外，不论从哪方面看，朱厚照都不是皇帝的恰当人选。

    四

    朱厚照天资聪颖，这有多种材料可以证明。

    但是，上天赋予了他“多血质”的人格特征——他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但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兴趣和情绪多变。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这种性格的人无疑是最不适合的。

    而后天教育又强化了他的性格缺陷。

    凤子龙孙接受的当然是最好的教养，这是多数人头脑中的另一个谬见。事实几乎恰恰与之相反，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大明王朝的皇子们所处的是帝国内最恶劣的教养环境。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大明开国以来最尊贵的皇子朱厚照受到的溺爱比别人又深了一层。半岁的太子受到了天下最为精心的照顾。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的保姆、太监、差役为他服务。他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要求，不管这一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他一啼哭，他们都会如临大难；他破涕一笑，他们才如释重负。

    对于明朝人来说，皇族的优越即在于不受限制地享乐的权力。皇子越被照顾，得到越多的物质享受，就越为幸福。他们根本不懂儿童期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训练对一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形成的重要性。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这个孩子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植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想到一种玩具，整个东宫都要连夜出动，去给他寻找。他耐挫能力极低，不能接受任何挫折。他的十多个乳母轮流休息，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备他什么时候想吃奶就吃。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刚刚学会射箭，他就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小箭专射太监的屁股。看着他们痛得龇牙咧嘴，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似乎太监的屁股与他的屁股不同，天生就是用来被射着玩的。

    与过于宽松随意的家庭教育比起来，突如其来的学校教育又过于严格、刻板。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大明帝国空前的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