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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浆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砌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星期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没有人到码头上迎接；要不是他们衣着槛褛，引人注目，这次归国可能湮灭无闻。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几乎把自己的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双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钢钮扣扣住。

    “他们到家后一下子就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放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以上是弗朗西丝·伍德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该书汉译本已出版）中转述的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200年后的人们对当时情景的追记。保存到今天的一份1305年的威尼斯城葡萄酒走私案卷宗提到了马可·波罗，因为他是此案中葡萄酒走私商的保证人之一。这份文件称他为“马可斯·波罗，米利恩”，意即“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今天，人们都相信，他所以会有这样的别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甚至经常言过其实的人。他“每次谈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财富，都说他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金币”。不过，如果没有那本著名的《世界记》（或译《环宇志》），几百年后的人就很难了解，这个在威尼斯历史档案里偶然露过两三次面的“马可斯·波罗”，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大约13世纪末叶，马可·波罗在一次战争或商船间的武装冲突中被热那亚人俘虏监禁。他与一个至少写过几种关于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传奇故事的通俗小说作家鲁思梯切诺关在一起。《世界记》序言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纪元1298年，他（指马可·波罗）因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之中，很想打发空闲时间并向读者提供消遣读物，于是让囚于同狱的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先生将他所述这些内容全部笔录下来。”这部书在欧洲被广为传抄、译介，因此使马可·波罗成为一个声名远扬的传奇式英雄，当然也因此使各种写本或译本的内容及文字之间发生极大的差异。这曾让近代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绞尽脑汁，“为了译出一部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的文本而引用了令人分辨不清的多种抄本，以致有些页引用各式文本达四十二种之多”。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威尼斯商人，所从事的，是西部欧亚、西亚以及西南欧之间的居间贸易活动。所以他们可能经常要去里海北岸的商业城市。根据《世界记》的介绍，1260年初，他们在那里经商时，正遇到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间的战争。由于担心归途受阻，他们就继续东行，盘留于锡尔、阿姆两河间的不花刺等地。后来随旭烈兀派到元朝的使臣一起到达上都。这时应当是1265年中叶前后。据说在回国的时候，波罗的父亲和伯父把元朝的一封国书带达罗马教廷。1271年，他们又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最终携带教皇写给忽必烈汗的信函重访中国。这一次，他们还带上了年轻的马可·波罗同行。1275年，他们到达上都。从这时候起，直到1291年春与远嫁伊利汗的阔阔真公主和伊利汗的奉迎使一起从泉州坐船西行，马可·波罗一行在中国留居长达17年之久。

    根据马可·波罗在《世界记》里的自述，在中国的17年中，他先留在大汗的朝廷里学习有关礼俗、语言文字等，其后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哈剌章（指前大理国所在地，当时，也用作对云南的泛称），“离开汗八里（蒙语“大汗之城”，指大都），西行整整四个月”。这趟西南之行的时间，据专家推算，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或稍后。以后他又奉使各地，包括在扬州任职三年（不一定是做那里的行政长官），多次到杭州城办事；往返行程，大多是经由从大都南行到扬州，再到杭州，南至福州、泉州一线的元朝驿站主干线。大体是在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287～1289）左右，马可·波罗可能曾远行印度，行迹所至主要应是马八儿地区（即印度半岛南端的东岸地区）。1290年春夏之际，他因为熟悉航海西行的情况，被选定陪同伊利汗国的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西域，然后归国。

    正像几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马可·波罗对自己中国之行的回忆，在具体年代、事实（尤其是数目字）、地理状况等方面有不少不准确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记文本被辗转传抄变得难以释读。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经身历其境，或者亲身得之于当时统治层内的口耳相传，是很难讲得像《世界记》中那样详实、具体而准确的。例如，马可·波罗这样描写西湖上的游艇：“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