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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读以上数篇宏文，余渐对尚君有了兴趣。刘桂生先生，余文史馆同仁也。承刘先生见告，知尚君为刘桂生、王晓秋二教授高足，然惜无缘结识。一日，尚君忽因刘桂生先生之介，过余寒舍，以《宋案重审》一大册未刊稿见赠。余细读书稿，觉其对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陈其美诸人在宋案发生前后之言行，皆有细密、清晰之考索，宛若聚米画沙，痕迹宛然。尤为重要者，书中彻底打破一直以来为人所固守的赵秉钧与洪述祖之绝对隶属关系，揭示洪、袁之间其实有着更深密之联系。此实破解宋案之绝大关键，不看透此层关系，便无从理解袁、赵、洪三人关系之微妙，宋案之谜也就无从解开。而尚君所揭示之史实，与袁氏惯以权术待人，且每办一事往往多线用人之做法亦非常吻合。

    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自序中尝谓：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尚君此书能将宋案脉络梳理清楚，关键在他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读书，肯在史料上下发微抉隐之真功夫。盖百年来研究宋案者，无一不读当初租界捕房自应夔丞宅搜出之五十三件宋案关键证据，此证据自表面观之，袁、赵、洪、应确在一条线上，实则大家于其中隐秘均不甚了了。唯尚君真正读懂了该批材料，故他能知袁、赵、洪、应一言一行之实际所指为何，宋案谜团因而能够解开。晋陈寿《三国志》有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若非尚君下过冥思苦想之功，反复辨读、细心揣摩之勤，何能取得如斯成绩？

    凡事皆有首尾。民初袁世凯一段乃北洋政权历史之首，以后民国许多史事之演进，皆导源于此时。而宋案实北洋派与孙中山革命党彻底决裂之一大关键，是其后南北分裂、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源头，故尚君此书不惟解决一宋案问题，于推进北洋史之深入研究亦有极重要意义。北洋史乃吾国史界研究最薄弱环节之一，头绪乱若丝棼，有待厘清之问题正多。尚君此书开了一个好头，以尚君治学之勤与所下功夫之深，余深信其必能有更大之成就。耄耋之年有厚望焉！

    刘宗汉

    2017年12月20日于清河莱圳家园

    序三

    以1913年（民国2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刺杀为中心的所谓宋案，是民国初年震惊中外的中国第一大案，又是民国史上第一要案、第一疑案。可以说它既是民初中国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态的产物，又严重影响了民初中国政局的变化及政治形势的走向。

    宋案发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但宋案的历史真相至今仍令人感到扑朔迷离，谜团甚多，疑点不少。而对宋案案情和主谋的判断，尚是众说纷纭，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结论：有人说是袁世凯，也有人说是陈其美。因此，当我看到尚小明教授积数年心血精心考证剖析而成的《宋案重审》一书厚厚的书稿时，不禁眼前一亮，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正需要这样本着求真求实精神，认认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