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 (第4/4页)

经典信条已不可动摇，那么接下去，“本国利益优先”或“本洲利益优先”的配套逻辑只能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来防止各种政治构架（无论是国家的、地区的还是全球的）不再成为利己伤人之器？

    以集团利益为标榜，在很多情况下常是虚伪之辞。稍稍了解一点现实就可以知道，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主义一定是反民族的——只要看看某些“爱国英雄”正在把巨款存入西方的银行，正在通过西方客户把子女送出国，正在对国内弱势族群权益受损以及生态环境恶化麻木不仁，就可以知道这种主义之下的“民族”名不符实。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主义也一定是反全球的——只要看看某些高扬全球主义的跨国公司正在用产业和资本的频繁快速转移，加剧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制造新兴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崩溃，正在进一步扩大全球的地域贫富差距和阶层贫富差距，就可知道这种“全球化”只是全球少数人的下一盘好菜。因此，重构亚洲与其说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价值检讨的问题，甚至是清理个人生活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重构一个美好的亚洲，与其说我们需要急急地讨论亚洲的特点、亚洲的传统、亚洲的什么文化优势或所谓经济潜力，毋宁说我们首先更需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追问自己深陷其中的利欲煎熬。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曾这样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费他整整一生的时光。”

    我想，德里克和白永瑞两位先生倡导的“批评的地区主义”（criticalregionalism）也许包含了这种广义的自省态度。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很早以前就期待过“世界政府”。这种期待在当时还是诗意的预言，在眼下却已成为现实需要的施工方案。作为一个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民族国家的疆界显然只便于对土地、矿山、港口的控制，当人类的经济活动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电子符号的时候，当人类的生存威胁也来自废气的飘散以及臭氧层破坏的时候，这种疆界无疑正在变得力不从心和陈旧过时，至少已经不够用。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控制，正如旧时的经济需要民族国家。各种“超国家”的地区政府或全球政府势不可缺，其出现大概只是迟早问题。作为同一过程的另一面，各种“亚国家”的地方主体也必将千奇百异——“一国两制”已启示了这种自治多样化的方向。这样一个由民族国家演变为全球多层次复合管理结构的过程，当然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的业务，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就不cao这份心吧。我只是对这一过程中的价值脉跳稍有兴趣，比如白永瑞由“东亚共同体”言及对韩国境内非法移民深表同情的时候，言及狭隘韩国利益应让位于宽阔亚洲情怀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温暖，并正是循着这一线温暖进入了他的理论。

    “东亚”意味着东亚人共同惦记着散布各地的中国非法移民，惦记着日本的地震和酸雨，惦记着朝鲜的饥饿和韩国的币值，惦记着俄罗斯远东的森林和狩猎人的歌谣……带着这种东亚的温暖回国，我在机场候机厅看到电视里中国五十周年庆典的游行场面。美国对这一庆典的报道照例不会太多，除了给漂亮的红衣女兵较多性感镜头，反复展示的是中国df-31远程导弹通过天安门广场。记者和客座评论员的声音一次次出现：“这是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这是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这是可以打到美……”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则在播放观众们的兴奋之态，至少有不下三个中国人在受访时冲着镜头断言：“下一个世纪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

    这两种电视节目真是很有意思的对比。美国人的戒意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导弹毕竟不是一瓶瓶巨型的茅台酒。中国人的自豪当然也可以理解，在积弱几个世纪之后，一个民族的复兴前景无法不令人激动。但仅仅这样就够了么？美国人如果不能把中国的成就看成是全人类的成就，如果不能由衷地为之喜悦和欣慰，这样的美国人是不是让人遗憾？中国人如果只是想开创一个“中国人的世纪”，而无意让这一个世纪也成为希腊人的世纪、越南人的世纪、印度人的世纪、南非人的世纪、巴西人的世纪以及——美国人的世纪，这样的中国人是不是让人恐惧？

    在境外观看有关中国的电视，每个人大概都会有别样的感受。

    1999年10月

    *最初发表于1999年《天涯》杂志，已译成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