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从循实求名开始 (第4/4页)

经济危机的时候，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竞比。

    其实第三个层面的关系更重要、更复杂、更困难，却更隐形，即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纳与超越。百年来时风多变暗潮迭起，但不论是仿俄还是仿美的激进革新，中国人都从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学术，包括车载斗量的外来词，遍及哲学、宗教、科学、法学、文艺、经济学等各个领域，极大扩展和丰富了国人的视野，扩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近似值。检点一下诸多新型学科，如果说国人因此对西方欠下一笔大人情，恐怕并不为过。在这里，即便是“xx主义”和“xx化”也是重要的舶来品。它们至少能让我们全面了解全球思想生态，知道偏重、偏好、偏见本是生态的一部分，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不可或缺——这当然是另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在此从略。

    不过，中国与西方虽然同居一个地球，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类生理基因遗产，却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过程以及文化传承，又无法完全活得一样和想得一样。有些洋词是对西方事物的描述，拿来描述中国事物并不一定合适；有些洋词在描述西方事物时已有误差，搬到中国来更属以讹传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夸大文化近似性的教条主义，倒算得上一个真实的“主义”，近百年来在中国不幸地反复发作。有些知识人似乎被洋枪洋炮打懵了，只能一直靠西方批发想法，总是忙于打听西方的说法，争着在远方学界的注册名录里认领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软骨症重到了残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说及吾国吾民之事，却念念不忘在关键词后加注译名，一定要比附欧美的某些事例，套上他国他民的思维cao典，否则就如无照驾车和无证经商，足以令人惶惶不安，足以招来同行们的窃笑和声讨。

    其实，任何命名系统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不同的文化之间既可译又不可全译，比如中文里的“道”就很难译，英文里的being也很难译，这完全正常。恰恰相反，难译之处多是某种文化最宝贵的优长所在，是特殊的知识基因和实践活血之蕴藏所在，最值得人们用心和用力，如果能轻易地外译，倒是奇怪了，倒是不正常了。换句话说，一个毫无难度全面对接的翻译过程，通常是一个文化殖民和文化阉割的过程，一个文化生态多样性消失的过程，对于一个有志于自主创新的民族来说，无异于声频渐高的警号。

    从这一角度看，创新文化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创新词语，弘扬文化的高端业务之一就是输出词语，包括不避翻译难度、增加翻译障碍、使翻译界无法一劳永逸的词语，哪怕造成理论对外“接轨”大业的局部混乱和一时中断也无妨——这有什么可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说岔了就暂时岔一岔，说懵了就暂时懵一懵，可持续的差异、隔膜、冲突难道不正是可持续的交流之必要前提？

    一个不岔也不懵的美满结局未必可靠，也未必是结局。

    作为文化活力与生机的应有之义，作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高峰的常规表现，历史一再证明，富日子里不一定绽放好文化，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词汇，促成命名系统的不断纠错与校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面对一个全球化或多种全球化交织的时代，在深度吸纳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众家之长，避各方之短，从洋八股中大胆解放出来，在一种大规模的自主实践中真正做到循实求名，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必不可少，也非常紧急。

    如果这一片土地上确有文化复兴的可能。

    如果这里的知识群体还有出息。

    2009年11月

    *最初发表于2010年《天涯》杂志，原题《慎用洋词好说事》。

    注释

    [1]如亚里士多德称：……somethiernalandimmovableandindepe……suchbeingsarethecelestialbodies.——《metaphysics》byaristotle.基督教重要理论家拉辛格也说：beingisthoughtandthereforethinkable.——《introdutochristianity》byjosphkardinalratzinger，1990.

    [2]见《matersofexgeerce,medie,andsthedutchgoldenage》byharold.j.cook，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