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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天一大堆人跟着喊林少爷，都对我极好的……”父亲总是这麽回忆，然后轻轻地叹一口气，望着梳妆镜前奶奶的嫁妆发呆。

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许多地主挨批|斗，甚至有一些地主被枪毙。但我爷爷是个好人，乐善好施，修桥铺路，人们都摸着一颗良心，没有去惹爷爷。

土地改革以后，爷爷的耕地几乎被削割没了，但依旧留下来了一小片自留地。那一片自留地是最肥沃的，风水也好。我们家人都不会种地，有的贫农想多做些活补贴家用，还回来找我爷爷，帮他做短工。

虽然家境不如以前，但依旧很安逸。没成想，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就在这麽短的几十年里，爷爷就从“老爷”变成了“地富反坏右”。

再说我的父母，他们都读过书，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曾经留洋学医，回来当了一名妇科大夫。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家产，自然就使我们家落入了文|革的漩涡。

下面就该正式讲述我的故事了。

我记事儿比较晚，而且忘性大，六岁的记忆就已经很早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末夏初，在一个昏沉的夜晚，我和父母吃过了晚饭，一直枯坐着，爷爷奶奶去东边房间里休息了，偶尔传来一声爷爷的干咳，房间里一片朦胧的深蓝色。

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没有去开电灯，而是划亮火柴去点那盏收藏的油灯。火光忽闪忽闪的，母亲点了好几次都没点着。她一口气吹灭火星，幽幽地说：“最近老是觉着哪里不舒坦，没准儿有甚麽事儿。”那语气，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抱怨甚麽。我一瞬间觉得气氛诡谲无比。

当时爷爷奶奶都得着大病，他们的身体状况都很不乐观，置办的产业又很难立足，我们家的情况虽然还算富足，但比起以前，真的是人间天上。

“咱妈那个病，按照那位老中医说的，冲点观音土试试？”父亲低沉的嗓音响起，“我看那病悬得很，明明查不出甚麽，妈却难受得死去活来的。”

“别。那个没用。”

“万一有点儿用哩？”

“你死了那条心罢！”母亲的声音里透着一点威严，“不会有用的。”

“那要不明天我去老庙前面找个黑瞎子给算算，看能不能挺过今年？”

母亲猛拍一下桌子，却尽力地压制着声音：“那管个屁用，我学医的我不知道？她老太太了有个毛病不很正常的……我跟你说——”

父亲制止住了母亲，说：“我知道了，你别让他们听见。”

母亲便不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电灯才被打开，房间里大放光明。我正眯缝着眼睛适应亮光，就觉得脑门子被拍了一下。“小孩子瞎听甚麽？我还以为你出去野了呢……”母亲叉着腰，装作威严地说，“起来，别在炕上坐着，我缝缝被子。”

我突然心情大好，心说刚才是因为气氛太压抑，我才不敢挪窝的。我从炕上窜下来，几步就跑到屋外头去了。

此时外头已经半黑了，我在家门口的青砖路上撒着欢儿，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

没人应我。

我又大声喊：“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咱俩去买那焦栗子，你吃皮儿，我吃瓤儿，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

这时间壁的王姨端着饭碗打开大门，后面跟着“王钩